一个国家的货币股指配资开户，为什么不敢实行完全自由兑换呢？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害怕资本跑”，一开放，资本就外流。而政府为什么害怕开放后有人要跑，根本原因是“政府禀赋、制度信用、资本信心”等不足。
上面这段话，就是那些单纯从经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而得到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于中国GDP全球占比、低于中国外贸全球占比的逻辑链条。然后，又得出中国在国家制度、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落后结论。
自由兑换通常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人民币早已实现了——企业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真实背景的跨境交易中，可以自由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等外汇的兑换。
其二是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我国目前依然有着政策性限制。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兑换似乎应该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因为：只有自由兑换才能让国际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无障碍地持有和使用人民币。
但南生认为：这个理念本身就的伪命题
从货币本身而言，经济自由主义着力强调了市场力量的作用，但却忽略了国家在全球化中面临的实际约束——强权可不仅仅从经济或货币本身与你竞争，他们可是在军事、政治、科技等诸多领域下黑手呢。
我们需要承认，中国虽然在实体经济领域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但综合国力仍低于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背后还站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
西方及其仆从内部虽然存在着龃龉、存在着博弈与对抗，但在阻止、围剿中国这个核心挑战者的宏观议题上却经常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可不仅是与美国在博弈，而是与整个西方圈子。
我们还需要承认，当前的中国虽然不惧任何一个西方强权，但还不能匹敌整个西方，我国整体仍处在守势。守势的意思很明确，即：我国需要更多地采取防止自己受损，帮助自己成长与壮大的策略。
这一“守势”思维在金融与货币战略上，直接转化为构建“金融长城”的绝对必要性。我们追求的，不是在旧有的、由西方完全掌控规则的金融体系内贸然冲锋，而是要先确保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韧性，做到“打不垮、压不塌”。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美国、欧洲及其仆从等围剿中国的意图，恰恰构成了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后所面临的终极资本风险。
我们需要知道与警惕：一个即便已能实行自由兑换的货币，如果发行国随时可能被踢出国际结算体系（如SWIFT）；海外资产随时可能被任意冻结，甚至被没收；竞争不过时，随时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防止技术外流”等借口来制裁你，甚至是直接明抢。
前不久，安世半导体事件就是明证，荷兰人直接发挥海盗本性了。在这种乱象背景下，我国若贸然实施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那任何理性的国际资本在将人民币作为核心储备资产时，都不得不掂量这背后的“政治折价”。
没有纯粹的经济，纯粹的货币理论都不实用
当前，西方对华的围剿战略已清晰浮现：在科技上构建“小院高墙”，试图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新能源汽车严重冲击西方主导的燃油车，他们就放弃了自由贸易，构建关税壁垒。
5G通信，中国华为在技术与专利领域领先西方企业，他们就以莫须有的“防止被中国监听，防止市场被中国主导”等为借口，构建市场壁垒——不准中国企业进入，之前购买的中国相关设备要在限定时间内更换。
tiktok，在国际市场打破西方媒体话语权，他们便撕下“自由市场”的伪装，以赤裸裸的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绞杀——拜登政府推动法案，强迫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强制剥离”，否则便面临在全美被禁的终极命运。
特朗普也以“国家安全”为由威逼出售——他们给TikTok安上的各种罪名，与当年对付华为的借口如出一辙，却始终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掐灭任何一个由中国企业主导、并能挑战其舆论和科技霸权的火苗。
这一系列操作的逻辑清晰无比：在规则内竞争不过你时，便直接修改规则，甚至将你逐出赛场。这种“我可以自由进入你的市场，但你进入我的市场却需看我脸色、随时给你设定新规则”的霸权逻辑，深刻地揭示了当前国际秩序的残酷现实。
那就是“货币与金融，从来不只是经济工具，更是地缘政治的武器”。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在核心领域展现出领先势头时，西方的选择就不再是公平竞争，而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精准打击。
今天他们可以这样对待华为、对待TikTok，明天一旦人民币的国际化真正触及美元霸权的根基，他们必然会动用更加极端、更加不计后果的金融手段。不管你信不信，那时他们就会反对资本的可完全兑换。
在这样一个任意一个东西都可能被政治化、被武器化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就能自然成为世界货币”，无异于痴人说梦。
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能是走自己的路
独立于西方体系之外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走一条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战略自主为铠甲、在扩大开放与保障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独特道路。这并非是退缩、不自信、制度存在着问题，而是在认清对手本质后，一种更为深刻和理性的选择。
西方围堵中国的现实，历史的经验——很多因为盲目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而导致“屡次被西方收割”的发展中国家的悲惨命运，恰恰证明了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循序渐进开放资本项目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在我们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军事威慑、科技韧性和金融反制能力之前，在我们确保海外资产与交易通道安全之前，在我们确保开启自由兑换而国家利益不受伤之前，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城门”就不能轻易的彻底洞开。
在“金融战”已成事实的围堵态势下，倘若我们贸然拆除资本管制的“金融长城”，无异于在敌人兵临城下时主动打开城门。届时，资本外流将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担忧，更是对中美博弈升级为直接金融对抗这一巨大不确定性的恐慌性避险。
西方资本可能利用自由兑换的通道，瞬间做空并抽离人民币资产，引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这个破坏力将远超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22年后的新冠疫情。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绝不能是经济自由主义教科书式的“单兵突进”，而必须是一场金融与政治、安全统筹考虑的总体战。我们的开放步骤，必须与建设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系统（CIPS）、夯实战略物资储备、提升反金融制裁能力协同推进。
归根结底，货币的终极信用在于国家捍卫自身资产与交易安全的能力。在我们建立起足以抗衡整个西方金融霸权的“非对称”防御与反击能力之前，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就不仅不是国际化的捷径，反而可能成为引狼入室的致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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